我端着托盘走进等待上囚车的监室，这时护士小姐送来了这天的药品，几名需要吃药的囚犯，都当着护士的面把药吞下。

　　下午五点，囚犯们被锁进自己的牢房。和我同一牢房的是广东中山市人，六十多岁，他是个逾期居留者，来到新西兰有十二年的时间了，也没有办成身份证，黑下来都快十年了，钱没少赚，都送给天空赌城了，后来下海抓鲍鱼，被警察抓住，一查还没有居留身份，被押在监狱，又不愿意回国，想了很多方法拖了有三个多月了。这位中山人别看年龄大，撇开外表，脾气蛮怪的，有点倚老卖老的架势。我要去厕所，他竟不让我用手纸，告诉我要用手纸自己向狱警要。
　　我爬到上铺，一条被单铺在床垫上，另一条被单盖在身上，上面再加上两条粗糙的毛毯，就躺在床上开始看小说。这是一本香港推理小说，情节还蛮吸引人的，一直看了六七个小时，才迷迷糊糊睡着。
　　我入睡时，呼噜声时起时伏，有时还唱歌，作报告。别人是很难承受的。当我正在梦乡遨游时，床铺一阵颤动的声音把我惊醒，我以为又遇上了百年罕见的大地震，翻身坐了起来，才从睡梦中醒来，回到了现实之中。原来我是睡在监狱，下铺的中山老人被我如雷贯耳的鼾声吵得无法入睡，在用脚踹床。
　　次日，三月十五日，星期三，是我再次上庭的时间，清晨六点多钟，嘈杂的声音把我吵醒。一个黑人狱警站在牢门前说“薛，去法院上庭。”
　　我迅速地穿上监狱的背心短裤，这时我听到下铺中山老人也在打呼噜。我轻手轻脚的从上铺来到地上。恐怕吵醒了到了早上才入睡的同监室友。洗脸刷牙之后，蹑手蹑脚地走出牢门，回身轻轻地关上牢门，来到大厅。
　　我以为就我一个人去法院上庭，结果有几个囚犯已经来到大厅等候。E仓这天有将近十个囚犯上庭，加上隔壁下仓也有七个人上庭。我们这一行十几个囚犯穿着同样的囚服。随狱警乘电梯来到地下室登记处的临时监室。除了E仓和F仓，还有其他几个上庭的囚犯。我估计最少也有四十多人。其实ACRP的监狱每天都是这样。早晨上庭，下午回来，不然在新西兰，国家为每个囚犯花费的五万纽币都怎么用。
　　我是最后一个通过安检门到羞辱处的，脱掉囚服，赤身裸体的接受狱警的检查，张嘴、转身、下蹲、屁股上抬，我机械地按照指挥一项项过关。狱警把属于ACRP的背心、短裤扔在一个网状的箱子中。如果你有自己的短裤背心是可以穿出去上庭的。我仅有的一个从美国监狱穿过来的短裤，在从一级保护仓调到普通保护仓时就不见了，可能是清洁的囚犯把它当作垃圾清扫进垃圾袋中了。
　　我只能光着屁股穿上美国监狱的绿色长裤，套上宽松的老头衫，蓝色棉衣。我的裤子没有腰带，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我提着裤子被狱警带到等待上囚车的临时监室。
　　在进临时监室之前，由一个判过刑的囚犯发给每人一个托盘，托盘中装有这天的早餐。早餐除了平时的两片面包、一盒牛奶、一碗麦片粥、白糖、牛油、草莓果酱外，多了一杯奶茶。我端着托盘走进等待上囚车的监室，这时护士小姐送来了这天的药品，几名需要吃药的囚犯，都当着护士的面把药吞下。等待上庭的监室有四间，每间里面都是囚犯，有去西区法院的、奥克兰地方法院的和奥克兰高等法院的。我被关押的监室全部是去奥克兰地方法院上庭的囚犯。E仓的有三个囚犯，另外七个囚犯是其他仓的。囚犯之间有的互相都熟悉，平时见不到面，见面之后就天南地北的闲聊。
　　监室有两个门，一个是从羞辱处进来的门，另一个门直接通向停车大厅。我穿过铁门的玻璃窗看见囚车都陆续开进停车大厅，一共有七辆。七点钟左右，狱警开始按名单叫囚犯出来。我被叫出时，狱警把我交给囚车上的保安，新西兰的司法工作分的很清楚，负责押送囚犯上庭的囚车，由新西兰保安公司负责。一个保安拿着这天上庭的囚犯的清单，核对我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在我回答和他的清单无误时，用一根探测棒在我身前身后扫了一遍，然后为我戴上手铐，押上囚车。
　　囚车关押囚犯分三个部分，驾驶室后面是一个横的格子，后面又分为左右两格，中间都是用钢板隔开，关我的格子里加上我算是五个囚犯，我想另外一面也会关押着五个囚犯，再加上前面的格子，这一车就十多个囚犯了。我进去坐在了最里面的位子，最里面位子要最后下囚车，这也属于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先押进囚车的，到了法院就先下囚车。我是这个格子中最后押上来的，必然到法院也就最后下囚车了。
　　囚车开动后，同送囚犯时的程序是相同的，只是正好反过来操作。过了三道门之后，囚车右转，进入了MTEden监狱，又从这个监狱押上来几个囚犯。囚车才倒出MTEden大门，朝市中心奥克兰地方法院驶去。
　　在囚车上，一个囚犯拿出一支烟，另一个囚犯拿出塑料打火机为其点燃。几个人轮流你一口我一口的吸了起来，也让我尝尝，我说我不吸烟，谢谢你们。我心里纳闷，怎么狱警这么检查，他们仍然可以把烟和打火机带上囚车呢?看来这些吸烟的囚犯还是有他们的办法的。我被他们的烟呛得连咳了几声。
　　囚车来到奥克兰地方法院的后大门。铁门徐徐开启后，囚车进入了法院的囚车停车处。
　　我们一个个被带下囚车，我小心翼翼的提着裤子走下囚车，来到法院关押上庭囚犯的门前，接受法警的再一次搜身。法警让我双手扶墙，双脚叉开，如果真是双脚叉开，裤子没准真有可能滑落下来。
　　我被法警关押在普通的监室等待上庭，监室一共六个囚犯，大家在监室中来回走动，或坐或靠在墙壁上。人多有人多的好处，不会感到寂寞，互相聊天来打发时间。喜欢吸烟的免不了点燃自己卷的烟。一位胳膊吊着石膏绷带的中东人凑到我身旁。“你好，master.”“你好。”“你可以教我太极吗?”我看了看他，心想你胳膊还不能动呢，怎么练呀?就说到：“你这负伤的胳膊怎么练呀。”中东人笑了笑说：“我的胳膊很快就好了，等好了之后我再跟你学，可以吗?”我敷衍他说：“没问题，将来有机会我可以教你。”中东人高兴的同我握了握手，又从他胳膊石膏的间隙中拿出一支香烟给我。我说：“谢谢你，我不会吸烟。”
　　好不容易等到叫我上庭了，法警把我带到进入法庭的门前，过了一会门开了，传我上庭，上庭之后，还是和上次一样，法官和记者在讨论为我拍照的问题，我心想这些事情应该在我上庭之前就讨论完，决定之后，再让我上庭。我都来到被告席上了，法官还在讨论拍照问题，显得多不严肃哇。再一想自己祖坟都哭不过来呢，还操心别人的乱坟岗子的闲事干嘛。
　　法官和记者讨论之后，一阵卡嚓卡嚓的闪光拍照，之后，法官宣布4月30日再上庭，我就被带下法庭。折腾了一早晨，上庭不到五分钟就结束了，只是确定一下再次上庭的时间，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下庭后，我的律师和他的助手来看我，“有没有其他囚犯欺负你?”律师很关心我的个人安全。
　　我在监狱这十天，对监狱的情况也了解了一些，首先解决的就是我在狱中的娱乐问题，就是怎样能不郁闷的打发时间，我对律师说帮我买个电视送到监狱，又说我喜欢美术，请他们帮忙送一些图画纸和铅笔，律师满口答应。
　　在奥克兰地方法院又关了几个小时，等上庭的囚犯全部过堂结束，才一起用囚车把我们送回监狱。
　　ACRP监狱每个新入监的囚犯，可以在登记处免费给家人或朋友打一次电话。意思就是在正常情况下，人入了监狱可能家里人不知道你去了哪里，所以入监时可以打个电话通知一声，免得家里人找不到你而担忧，或者给朋友打个电话，交代一些事情等等。
　　我第一次没享用这一待遇。这次不晓得会不会允许我打打电话。我试探性地问登记询问处的女士说：“我要打一个电话。”让我意外的是这位女士竟同意了我这一要求：“可以，你打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心情愉快地告诉了她电话号码，这位女士拨通了电话，示意我拿起分机，然后她放下电话。我是打给我一个在新西兰相处十多年的朋友。在一九九六年初刚来到新西兰不久我就认识了。开始是我的太极拳学生，时间久了就成了好朋友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十分把握他会接我的电话，如今我这个身份。很多以前要好的朋友都躲得远远的。就怕跟我联系对他们有什么坏的影响，有些心术不正的人还借机踩你一脚。现在的社会多实际呀。在你有能力、有势力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好的，都想依仗你这颗大树好乘凉。可是当你落魄的时候，恨不能借两条腿跑得离你远远的，这就是人类最丑陋的一面。但我从心里衡量这个朋友，应该是靠得住的。
　　接通电话后，是他太太接的电话，我的这个朋友没有在家。他太太一听是我打来的电话，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发抖了，一时不知所措，我没有说什么，我请她转告她老公，我准备申请她家的电话号码，如果监狱来电话查问的话，同意就可以了。
　　我一点不怪我这位朋友的太太，据说我这个案件，新西兰媒体追踪报道了很长时间，特别是华裔的报纸，把这一新闻同恐怖头目拉登的新闻登在同一版面上。
　　编辑并不是有意把我同拉登扯在一起，只不过都是坏新闻，自然就安排在一个版面上，可是读者不明白，还以为我跟拉登齐名，或者有什么联系呢。
　　回到E仓，我本想多申请几个电话号码，可我是赤手空拳进监狱的，再说我去美国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有些朋友的电话号码实在是没有印象了，这个朋友我以前在他家住过，所以电话号码已经在脑子里打下烙印了。
　　在监狱里没有获得批准的电话是打不出去的，虽然是公用电话，但是是由ACRP监狱的总机来控制的，我申请了这个朋友的电话号码。三周后批准了。从此在ACRP有了唯一一个和我联系的外线。我内心深处十分感激这个朋友，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刻，能够愿意同我联络。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当人生遇难的时候，能伸出友谊之手，才是真正的朋友。人的一生有这样一个朋友足以。不像我那个哈尔滨朋友，我申请了两次，监狱的华人狱警打过去，他的家人都以此人去度假了为由，拒绝我打电话同他联系，这样的势利小人不做朋友也罢。

　　(待续--本文摘自新西兰中文先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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