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仓每天七点三十分打开牢房，吃早餐。早、午、晚三餐都在厅内的餐桌上享用。早餐后狱警要进行一次查房。这个时候每个囚犯要站在自己的牢房门前。

　　孩子出生后，我沉醉于喜悦之中。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月子当中妇女是不能出门的，整个月子都是我一手照料的。顿顿都是以蚝油炒菜为安妮补养身体，两天买一次猪肝，做葱姜炒猪肝，鸡鱼肉蛋顿顿都有，只要能搞到的补养，我都想方设法的买回来，让安妮舒舒服服的品尝老公的手艺。
　　孩子从出生没有吃过安妮一口母乳，全部是靠奶粉养大的。我做完安妮的饭菜，就要为孩子烧水冲奶粉，新西兰是畜牧业国家，奶粉是世界一流的，我还要为她购买优中之优的上等奶粉，也不是安妮没有母奶，而是她天性就好美，担心孩子吃母奶会破坏了她的体型。不愿意像那些生过孩子的妇女，胸部变成了飞机跑道或者茶杯盖。侍候完她们娘俩之后，才能做我自己的饭，在月子期间也上不了饭店。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孩子满月那天，我们夫妻在华人大酒店举办了有五十余人参加的满月酒。
　　从此，我们夫妻把心思都扑在了孩子身上，由于我睡觉的呼噜声会影响我的两个心肝宝贝的睡眠，从此，我与安妮就分房而住了。我本来是个比较懒惰的人，就因为和安妮的结合，我比以前勤劳了许多。她也为我牺牲了很多，安妮是湖南人，湖南人以吃辣著称，可是我不喜欢吃辣，她买菜的时候从来不买辣的食物。
　　二零零四年，我和我的学生们在奥克兰成立了新西兰内劲道功夫总会。我们总会每年举办一次中国功夫演武大赛，每次举办活动前后安妮带着孩子忙前忙后，心里充满了甜蜜。孩子六个月后，安妮又开始注重打扮起来，她经常从香港邮购一些化妆品，今天把脸涂得全是白的，明天就涂得全是黑的，刚开始不注意有时还真吓我一跳。我不反对女孩子喜欢打扮，就安妮的话说：“女人一生就是为了这张脸蛋和身段。”
　　安妮有个妹妹，是她小姨的女儿。她妹妹还有一个既不同父又不同母的弟弟，就是安妮的小姨再婚带来的孩子，这姐弟俩个也在新西兰留学，平时她们之间很少来往。我和安妮结婚她们姐弟也不知道。有一次，她妹妹要搬家，有一些简单的家具和行李，没有车来运，她妹妹就打电话给安妮，请她帮忙搬家。当时我们的孩子还小，根本不能离开安妮。安妮对我说：“老公，我有个妹妹要搬家，你去帮忙给她把行李载过去。”这时我才知道安妮有个妹妹在新西兰留学。
　　我按照安妮跟我讲的地址找到Mt Eden的一条街道。老远就看见一个华裔女孩站在马路边。
　　女孩的眼睛正寻视着路上来往不多的车辆。这个女孩一定就是安妮的妹妹了。我把车靠在路边停下。女孩穿过马路跑了过来。“你是安妮的房东吗?”我听她这么问我，知道安妮没有和她说我们结婚的事情。也就顺便答道：“是，就你要搬家。”帮她妹妹搬到新居之后，我回到家中对安妮说：“宝贝，你妹妹以为我是你房东呢。”安妮说：“对不起呀，老公，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已经结婚有孩子啦。”我也没有太在意，只是心里有些疑惑。
　　时间跨入了二零零五年，孩子三岁了，正是招人喜欢的时候，每天不论有什么烦恼的事，只要一看到孩子，什么烦恼都抛至九霄云外了。一天，安妮对我说：“老公，我外公外婆身体不好，我已经和他们分开三年了，我想带孩子回中国看看他们，顺便把孩子留在中国，我们也好过过二人世界。”
　　我一听安妮说的也在理，孝顺老人是第一美德，就说：“这两年带孩子你也很辛苦的了，回家看看，好好休息一下，你愿意把孩子留在中国我不反对。”

第五章

　　ACRR监狱的E仓，也叫移民或外国人仓，同其他仓相比之下，关押的亚洲人比较多或者说其他国家的居民在新西兰逾期居留者和属于国际上犯罪的囚犯都集中关押在这个仓。仓内是一个高五米，面积约五百平方米左右的大厅。厅内牢房分上下两层，楼上十五间是双人牢房，楼下十五间是单人牢房，关押着四十五名各种犯罪嫌疑人。
　　一进大门，左侧是狱警工作室，工作室同时监控着E仓和隔壁的F仓。大厅左侧墙壁上有两部公用电话，供囚犯同家人朋友打电话用。再往前是洗手盆，有冷、热两个水龙头，洗衣盆旁边墙壁是一个热水器，供仓内囚犯饮水用。热水器下面是一个台桌连接着洗手盆，台桌上面有个电饭煲，这是E仓独有的，据说其他仓没有这个待遇，别的仓有微波炉。再往前走墙边是一段空位，然后是两层书架挂在墙上，上一层是英文书籍，下一层是中文书籍，偶尔也有一两本日文和韩文的。然后是一个大冰箱，冰箱分两层，下层是冷藏，上层比较大，可以放一些牛奶，水果等食物。冰箱过后是一个工具柜，里面放有肥皂，小袋装的洗发水，清洁水、洗衣粉和几把拖布等清洁工具。再就是楼梯了，上了楼梯，是一个宽一米二的铁制长廊。长廊内侧连接着楼上十五间单房铁门，外侧是一米多高的铁制护栏。正面是六间牢房，侧面是九间牢房，两侧都有楼梯。另一面楼梯的下面是一部洗衣机，一部烘干机。供囚犯洗衣服之用。大厅顶棚的中间位置，悬吊着一个圆形高级摄像头，整个E仓大厅内的一切活动都在它的监视之中。厅内靠近正面牢房有九张餐桌，每张餐桌周围是六个圆凳，餐桌面积是宽一米，长一米六大小的尺寸，全部是不锈钢制作，固定在地面上。桌子和圆凳占了大厅面积三分之一。大厅中间是一个台球桌，另一面是一个乒乓球桌。左侧墙壁正中位置挂着一个电子钟表。
　　普通仓每天七点三十分打开牢房，吃早餐。早、午、晚三餐都在厅内的餐桌上享用。早餐后狱警要进行一次查房。这个时候每个囚犯要站在自己的牢房门前，正常情况下是三个狱警，一个负责的狱警站在大厅中间，另外两名狱警一个看楼下房间，一个看楼上房间，查看之后，负责狱警都要讲话。狱警服装的肩上有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一道杠是普通狱警，两道杠是一个班负责的，三道杠不是很多，可能属于狱警的中队长之类的。中午十一点三十分吃饭，晚上四点晚饭，新西兰全国监狱统一伙食，早、午每天几乎都一样，晚餐周一是两根香肠，周二是碎肉沫，周三是一个馅饼，周四是一片牛肉，周五是一条炸鱼，周六是一个鸡腿，周日是土豆牛肉块。中餐和晚餐都有一个水果，水果包括香蕉、苹果、鸭梨、kiwi果、橘子。然后五点锁牢门，直到次日早晨。星期三中午十二点锁牢门，其余都是放风一整天。我双手抱着狱警给我的两条白色被单，两条粗糙的毛毯走进E仓大门。里面的囚犯有打乒乓球的，有打台球的，餐桌上还有打扑克、玩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的。狱警把我介绍给仓内的一号囚犯，就是住在一号牢房的囚犯，一号囚犯基本上属于这个仓的牢头，也是狱警眼线，囚犯中间有什么小事，找到他，他也会帮忙解决。一号囚犯是个毛利大汉，浑身都是肌肉，不仅胳膊腿上有文身，就连脖子和脸上都有文身。看着吓人，可说起话来还蛮客气的。厅里有很多华人的面孔，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投向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穿过大厅，迈上楼梯，走进我被分配的二十号牢房。
　　牢房宽二米，长四米有余，牢门内的一侧是淋浴，坐便，然后是顺着的床，床头有一个可以放十四寸电视的平台，靠床头的对面是一个固定在墙壁上的桌子。桌子一侧下游两层的无门的小柜，另一侧的外面是一个宽二十五厘米四层格子的立柜。上铺横在下铺后面的墙壁上，墙壁上有十厘米宽的窗户，上铺囚犯可以登着四层格子上去。上铺有一个壁灯，开关上面的红色按钮是通向预警工作室的话筒，牢门锁上之后，有什么事情可以通过它传给狱警。牢门是钢板的，门上有一个十厘米宽，八十厘米高的小窗户。
　　我看上铺是空着的，无疑就是我的床铺了，我把手中的被单和毛毯扔在上铺的床垫上。回过头来，正好是一个来自台湾的华人囚犯跟我说话：“老秦要来看你。”他一说老秦，我马上就想起来了，那个哈尔滨的朋友，我说：“是吗?你知道他的电话吗?”
　　台湾人说：“是我的一位朋友认识他，我可以帮你问一下。”“好，那就多谢啦。”台湾人走后，我也走出牢房来到大厅。几个华人围过来问长问短，我无心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我所关心的是我半个多月没有修剪的长指甲。我对一个越南华裔的囚犯说：“你们谁有指甲刀借我用一下。”这个人非常热心地说：“有，大哥，我帮你去借。”说完跑去十一号牢房借来指甲刀给我。然后问我：“大哥，美国监狱怎么样?”我一边剪指甲一边回答说：“和新西兰差不多，就连这监狱的造型都是一样的，只是美国监狱是平房，我们这是楼房，我想可能新西兰就是学习美国模式建立的监狱吧。”我用完指甲刀还给十一号牢房的囚犯。他是一位六十九岁的香港人，到新西兰来旅游，在回香港时，在香港机场被警察莫名其妙地抓住，押回新西兰关进监狱。以贩毒罪告上法庭，后来终审时陪审团判他无罪，被送回香港，平白无故地坐了一年多的监狱。老人家心地很善良，经常义务用电饭煲煮饭分给大家吃。囚犯在监狱每周可以买一次小食品，其中有袋装的大米、方便面、烟草和一些小食品，每个囚犯都有一个账户，由家人或者朋友放钱进去，每周最高可以消费六十元钱。后来物价上涨，消费提高到每周七十元钱。我刚进监狱，三周之内没有购买小食品的资格。
　　E仓的四十五名囚犯有半数左右是亚洲人，华裔占多数，有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越南的，除了华裔，越南裔也比较多，他们都是到新西兰的难民，还有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也有非洲的、巴基斯坦的、索马里的的，以及毛利族的，有白种人、黄种人和黑人，这里简直就是囚犯联合国。
　　午餐时，我看见了前一天到保护仓为我做翻译的上海人。我就像遇到亲人一样跑过去跟他打招呼：“上午我过来时怎么没有看见你?”
　　“啊?上午我妈妈来看我，去探访了。”
　　我一阵心酸，回到新西兰一个礼拜过去了，没有一个家人或朋友来看我。
　　在ACRP监狱，每周有三次家属探访时间，E仓是星期二和星期四上午，星期五的下午，每次探访一个小时。这天是星期二，上午有七八个华裔囚犯去探访大厅会见自己的家人、朋友或热恋中的女友。
　　上海人给了我一个喝水的大塑料杯子，又给了我一个囚犯穿的上下身连在一起的蓝色服装，上海人问我：“会不会下象棋?”
　　我说：“还可以。”我小的时候由于受我爸爸的影响，就喜欢下象棋，参加工作以后，我们商店的经理又是个棋迷。据别人说这位经理有一次在单位下棋，他家邻居打电话过来，告诉他你家失火了，他还坚持要把这盘棋下完，才赶回家中。公司每年举办一次象棋比赛，我得了一次第六名，然后工作调动，每天忙于做生意，就再也没有下过棋了。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上海人一说和我下棋，我马上就来了兴趣。
　　我和上海人在餐桌上摆上象棋就对阵起来，真可谓是棋逢对手了。第一盘就杀得很激烈，最后在残局的较量下，我败下阵了，输给了上海人。这时上海人介绍我和一个广州人玩，这个广州人四十多岁，性格比较开朗，喜欢运动，特别是迪斯科跳得特别棒。虽然是广州人，可是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我跟他对垒还是输给了他。象棋长时间不玩也会退步的。广州人看我没有洗澡的浴巾，就从自己牢房拿出一条送给我。一个香港人又借给我几本小说，这下我可不愁没事干了。晚上睡不着觉可以看小说。

　　(待续--本文摘自新西兰中文先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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